外交部这次的通告,看得人背脊发凉,中国外交部罕见地发出一纸通告,措辞之重、立场之硬,几十年第一次见
日本军国主义,正从历史课本的夹页里爬出来
一个在80年前给亚洲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正试图用“受害者”的眼泪,洗刷自己“加害者”的血债。202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这不仅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其领导人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更是一系列危险动作的冰山一角。
从恢复旧日军衔“大佐”,到计划修改“无核三原则”,再到将防卫预算推高至GDP的2%,日本右翼势力正以“切香肠”的方式,一步步拆除战后和平体制的防火墙。他们一边在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招魂,一边在教科书里将侵略战争轻描淡写为“自卫战争”。德国学者尖锐地指出,与德国彻底清算纳粹历史不同,日本至今未真正反思其侵略历史,反而构建了一套“受害者叙事”,将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作为悲情符号,刻意模糊自己才是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
这套“受害者叙事”绝非简单的历史观扭曲,而是服务于现实的战略野心。它的目的很明确:一是淡化“加害者”标签,为历史翻案;二是塑造和平假象,麻痹国际社会;三是营造“被威胁”的悲情氛围,为扩军修宪、介入地区事务寻找借口。高市早苗内阁正是利用这套话术,将自己包装成地区摩擦的“受害者”,为其突破“专守防卫”、谋求“能战之国”铺路。
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就是这套危险逻辑的集中爆发。她将“台湾有事”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强行捆绑,这直接踩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底线。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白纸黑字写着“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高市的言论,是对这些条约精神的公然背弃,更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确立战后国际秩序法律文件的直接挑战。
她的算盘打得很响。对内,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尤其是打“台湾牌”,可以争取国内保守派支持,稳固自身政治地位,将强硬路线塑造为“政治正确”,压缩温和派的空间。对外,这标志着日本对台海政策从过去的“战略模糊”,转向公开、主动的布局。日本正试图将台海议题体系化地嵌入其国家防卫架构,通过强化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谋求在未来的冲突中扮演“反介入/区域阻绝”的角色,形成对中国的结构性压力。
更令人警惕的是,日本右翼的终极目标,远不止于介入台海。他们心心念念的,是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修改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队的“正常化”,重走“军事大国”的老路。从1954年成立自卫队,到1992年首次海外派兵,再到2015年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右翼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以“合法性”程序,一点点掏空了和平宪法的内核。
如今,他们走得更远。恢复“大佐”这类旧日本军队的军阶用语,绝非简单的名称变更,这是在传承军国主义的狂热符号。探讨修改“无核三原则”,更是触碰了核扩散的红线。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如今其政府却想亲手撕开核禁忌,这背后的军国主义复活风险,绝非危言耸听。
美国的纵容,无疑给日本的扩军野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从冷战时期将日本视为对抗苏联的前沿,到如今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马前卒,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从“遏制军国主义”异化为“利用军事潜力”。美国不仅默许日本架空和平宪法,升级美日同盟为“攻守兼备”的关系,还向日本大量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等先进进攻性武器,帮助日本改造航母。这种养虎为患的策略,短期看似乎能牵制对手,长期看却是在亚太地区埋下了一颗更大的定时炸弹。
历史是一面镜子。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造成超过3500万中国军民伤亡,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暴行骇人听闻;在亚洲,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惨案同样血迹斑斑。战后,日本凭借和平承诺才得以重返国际社会。如今,高市之流对历史毫无敬畏,对战争的残酷选择性遗忘,妄图通过玩火来攫取政治私利,正在将日本和整个地区推向危险的边缘。
日本的危险动向,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警觉和谴责。不仅中国严正警告“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德国学者也直言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抬头”,韩国等曾遭受侵略的邻国更是感同身受。就连日本国内,也有民众自发集会,抗议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历史教训刻骨铭心:忘战必危,好战必亡。当豺狼开始磨爪子,最不能做的,就是继续装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