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在长征中遭受超过九成损失，这样的困境下，毛主席曾提出一项可能打破围剿的唯一策略
若论蒋介石一生中何事能称得上始终如一、坚定不移，那无疑便是剿共之志。
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持有极端的敌意，这种敌意之深，以至于他可以置其他所有威胁于不顾。
不论是在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对东三省的鲸吞蚕食，抑或是日本对华北五省的步步紧逼，这一切均未动摇蒋介石剿共的决心。
而且，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围剿策略可谓是屡遭挫折，却始终不屈不挠，倾尽全力。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短短四年间，他先后发动了四次规模庞大的围剿行动，每次均动员了数十万大军，可谓是全力以赴。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我们成功击退了敌人的前三次围剿。即便在第四次围剿中，毛主席虽被排除在军队之外，然而，凭借他留下的科学战略指导与朱德的卓越指挥，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仍以失败告终。
纵然如此，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毫不动摇。1933年4月4日，继第四次反围剿的败绩后，面对日本在华北频繁挑衅所引发的严重局势，蒋介石毅然离开南京，踏上了前往江西的征途，决心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行动。
当时，蒋介石亲自缔造了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并在南昌设立了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该行营成为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核心指挥机构。与此同时，他竟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日本签署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借此为内战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然而，历经四次重大挫折之后，蒋介石深刻反省，采纳教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核心方针确立为“军事三分，政治七分”。他决定在部署压倒性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全面围剿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开展所谓的心理战。国民党于是大规模开展诽谤与丑化宣传，对革命根据地进行严苛的经济封锁。
军事策略亦发生了显著转变，由昔日的主动进攻转向依赖兵力与财力上的优势，大力推广碉堡战术。彼时，国民党在中央苏区周边不惜代价，大规模建设碉堡集群。
在全面完成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等多领域筹备后，蒋介石调集精锐，甚至将原本在北方与日军对峙的部队召回，着手对中央苏区发起了全面的围剿行动。
北路军由28个师、两个旅及一个税警总团组成，由顾祝同担任总司令，蒋鼎文则担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则由湖南军阀何键担任总指挥兼总司令，下辖9个师和3个旅。
南路军总司令被誉为“南天王”的陈济棠，统率着他麾下的14个师和两个旅。在福建境内，第十九路军则指挥着其下辖的六个师及一个旅，负责闽西地区的布防任务。此外，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设立了直属的总预备队，由钱大钧担任总指挥，该预备队包括三个师的地面部队和五个队的空军力量。
蒋介石集结了四路大军，总计兵力达67个步兵师、17个步兵旅、1个步兵团以及5个空军中队，总人数超过五十万，是红一方面军兵力的六倍。随后，他启动了对中央苏区的首次全面围剿行动。
在中央苏区遭遇史无前例的严重困境之际，中央的局势亦随之发生了转变。身为总负责人的博古，已全面掌控了临时中央的领导权。
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同志的领导和全力的支持下，临时中央的反围剿战略方针发生了显著转变，与之前的四次反围剿战斗呈现出鲜明对比。
此刻，博古与李德深信，“国民党及其旗下各派军阀在政治与军事层面正日益衰落，其统治正急速瓦解”，因此，这场战争被视作“更为激烈且残酷的阶级斗争”。基于此，他们提出“有望率先实现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初步胜利，进而决定性地保卫与拓展苏区，与敌人展开阵地战”。
显然荒谬。
博古虽身为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却在此之前并无任何军事学习与实战经验。或许正因这一军事上的不足，他将军事之希望寄托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李德。他不仅赋予了这位普通代表掌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与后勤组织等方面的权力，更是将军事指挥的重任全权交托给了李德。
尽管身为德国人，李德虽是共产党员，却对中国、土地革命战争、苏区以及红军的历史知之甚少。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面前，他所提出的军事策略，无一例外地显得空洞无物，徒具形式。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部队数量是多少？
投身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的红军队伍，主要由中央直属的红一方面军及其各区域的地方部队组成。在该时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由朱德担任，周恩来则担任总政治委员，叶剑英出任参谋长。下辖的部队包括林彪指挥的第一军团、彭德怀领导下的第三军团、董振堂指挥的第五军团、寻淮洲指挥的第七军团，以及罗炳辉指挥的第九军团。
除上述五个红军主力军团之外，尚有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粤赣军区以及赣南军区等地方军区所直辖的武装力量。
然而，这些红军的兵力总和，即便将突击扩充的部队计算在内，也仅有十万余众，枪支装备亦极度匮乏。相较之下，国民党方面拥有装备精良且配备空军的五十万大军，双方实力差距悬殊至极。
即便红军在兵力、武器装备、后勤补给及军事素养等方面均处于明显劣势，面对李德所倡导的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及“大军对大军”的战略思想，红军战士们英勇奋战，在正面战场上亦斩获了数场胜利。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压倒性的兵员优势，红军仍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多起败绩。
随着反围剿战役的迅速展开，地处中央苏区东北部、是连接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关键地域——黎川，于1934年9月28日不幸落入国民党军之手。黎川的陷落使得中央苏区的形势雪上加霜，尽管如此，李德依然坚守阵地，对运动战持保留态度，依然坚持阵地战的理念。
博古与李德继续指挥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直面国民党军的围剿主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此举无疑暴露了红军主力的具体位置，加之红军当时装备简陋、后勤补给薄弱，面对敌人的坚固碉堡群发起攻击，红军虽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却未能取得显著的战果。
中央红军与中央苏区的局势日益严峻，正当此刻，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事变的不期而至，为红军突破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线转机。
当时，驻守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李济深、蒋光鼐、蔡延锴等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抗日。
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处福建与江西的交界地带，与福建的关系尤为紧密。福建事变的突然爆发，不仅为国民党在福建的包围圈撕开了一个巨大的裂口，更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为此不得不集结军队对福建展开攻势，此举显著缓解了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压力。
面对国民党围剿的严酷局面，阵地战硬碰硬的失利导致红军伤亡惨重，中央苏区范围不断缩减，经济状况极度紧张，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央苏区和红军应采取何种策略来突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即便早已被边缘化，毛主席仍倾注心血，在病榻之上深思熟虑，探寻破解敌人围剿的策略。经过周密考量，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计划：
趁着福建事变的有利时机，红军主力迅速推进至以浙江为核心的苏浙皖赣区域，纵横交错，在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往来穿梭，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对敌人根基之地构成严重威胁。在广袤无险可守的区域内灵活机动地展开战斗，迫使敌军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撤回增援其根本据点，从而击退了对江西根据地的侵略攻势。
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一战略部署，恰逢中央苏区和红军处于全面劣势之际，成为了打破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关键所在，乃至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与此同时，彭德怀同志正率领红三军团在前线与敌军激战，他的见解与毛主席不谋而合。在一份致周恩来的电报中，彭德怀曾如此建议，希望周恩来能将其转达给当时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同志。
五军团肩负起保卫中央苏区的重任，而我军一、三军团以及七、九军团则协同作战，挺进闵浙赣边区。以此为依托，以方志敏、邵式平同志所创立的根据地为核心，对南京、上海、杭州构成威胁，同时支援福建的十九路军，助力抗日运动的发展，并意图打破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无疑，无论是毛主席的倡议，还是彭德怀的指导方针，均旨在突破敌军包围，采取大规模的外线攻势，以此威胁敌军的核心要地。此举旨在迫使敌军回援，进而打破敌人的围剿策略。
这一方案不仅能超越博古、李德所倡导的正面强攻阵地战的局限，而且将令蒋介石的堡垒策略丧失其效用。
鉴于中央苏区已形成坚固的包围圈，蒋介石的经济状况已接近崩溃边缘，他既缺乏财力，也无力在其心脏地带的浙江、上海等地构筑起坚固的碉堡群。
尽管毛主席提出了精准且极具战略价值的建议，然而博古与李德二人，鉴于其战略视野的不足及指挥能力的有限，却毅然决然地对其予以拒绝。这些建议本可一举打破敌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僵局，竟未获采纳，反而遭到倒行逆施的抨击，毛主席更是背负了“背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的不实之誉。
非但如此，博古与李德竟将福建事变后形成的19路军这一固有的盟友置于脑后，不仅坚决拒绝为十九路军提供军事支援，更对朱德与周恩来所提出的对国民党入闽部队进行侧击的策略给予了彻底的否定。
当时，临时中央对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攻势置若罔闻，致使蒋介石得以从容调集重兵，攻陷福州，进而彻底平息了福建事变。
当时面对蒋介石对福建人民政府的镇压，博古与李德却将红军主力转移至何处？他们毅然西移，将主力红军投向了攻打永丰地区国民党堡垒的战役中。
显而易见，博古与李德仍致力于以正面交战及阵地战的形式，试图突破敌人的围攻。在这过程中，红军战士们英勇奋战，不惜付出惨重代价，然而，他们并未能成功攻克敌人的坚固防线。
1934年1月15日，在缺乏中央红军支援与协作的情况下，十九路军迅速败于蒋介石部署的重兵围剿。在成功消除了福建事变这一心腹之患后，蒋介石于1月12日任命蒋鼎文为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总司令，以取代原定的十九路军，自此展开了对中央苏区的东线攻势。
福建事变之后，中央苏区再度深陷于国民党四路大军的重重包围，形势愈发严峻，突破敌军堡垒围困的曙光愈发黯淡。此后，中央红军在广昌、建宁等战役中接连遭受挫折，不仅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且根据地亦不断萎缩。
当时，阵地战对红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以持续18天的广昌保卫战为例，这场在第5次反围剿中最为激烈的战斗，尽管红军对国民党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鉴于这是一场激烈的阵地战，红军未能充分发挥其机动战的优势。在广昌保卫战中，红军的伤亡人数高达5500余人，其中红九军团第14师因伤亡惨重，不得不撤销编制，并入其他部队。
尽管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广昌最终还是沦陷于敌军之手。与敌人正面交锋，进行无谓的消耗战，显然是一种极其愚蠢的战略选择。
广昌战役的失利，使得国民党军队得以长驱直入，中央苏区腹地遭受重创。随着战局恶化，中央苏区的版图日渐萎缩，而敌人的封锁线愈发坚固。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央红军与临时中央面临着被围困乃至覆灭的严重威胁。
在此局势下，中央红军已丧失了突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契机。为保留战斗力，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两万五千里的艰难长征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