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最大抗日根据地创始人,曾位高权重,建国后却只当小小处长?
历经重建山东省委的使命,再到指挥华东战场的征程,他凭借十三载的满腔热血,滋润着齐鲁大地的每一寸土地。这位低调的开拓者,曾两次身陷囹圄却坚贞不屈,75万件棉衣在短短一夜之间筹集完毕,然而在土地改革的风浪中,他却默默承受着误解之重。
深夜,农机部办公室的灯光依旧亮着,他忍受病痛的折磨,却从未停止过翻阅文件的忙碌——历史终将铭记这位用自行车之力划破红色防线的不朽名字。
在1986年的5月30日清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北京这座城市中,一位年届八旬的长者,静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离去,虽未引起和平年代众人的广泛关注,但对于山东这片土地上成长的老一辈而言,他的名字依旧分量十足。他凭借十三载青春与热血,汗水与鲜血,在齐鲁大地上镌刻下了永恒的红色印记。
他就是我国共产党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奠基人黎玉,他曾在革命生涯中官至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黎玉率领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将所收入的三分之一慷慨输送至延安。步入解放战争的号角,山东地区踊跃参军的人数高达58.9万,其中黎玉在负责支援前线的工作中,功勋卓著,贡献匪浅。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黎玉此后便悄然无声,不仅未能出席七届二中全会,其上海市委秘书长的职位亦被正式宣布免去,随即被降至上海市劳动工资处处长的职位。
这位在我党抗日根据地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地位显赫的创始人,为何在建国后官职连续下调,最终只担任了一个小小的处长职位呢?
这一切,溯源于黎玉那独特的战斗成长历程。
两度入狱
黎玉,1906年诞生于山西省崞县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自幼便沐浴在优质教育的光辉之中。就读于崞县中学期间,黎玉深受新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熏陶,迅速踏上了革命征程。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之际,年仅十九岁的黎玉毅然投身于崞县,领导学生们投身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游行之中。
此次爱国游行,更是极大地提升了黎玉的政治觉悟与思想觉醒。
自那以后,黎玉对《共产党宣言》的渴求如同干涸的土地渴望雨露,她与同学们共同倡议建立了“读书会”与“协进社”。在校刊《撼阴报》的平台上,她笔耕不辍,撰写了一系列富有进步思想的文章,致力于宣传民主与进步的理念。
此刻,年轻的黎玉已毅然投身于劳苦大众的行列,为他们的权益发声,为他们争取权益,即便他自身出身于富贵之家。
1926年七月,中共崞县中学的地下党支部应运而生。同年九月,黎玉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自踏入中国共产党的行列,黎玉便踊跃投身于校内外的秘密革命活动,不久便吸引了地方当局的注意,进而遭受了秘密监视。
1928年春三月,黎玉与六位同仁一同遭受国民党当局的拘捕,历经两次入狱之苦。在铁窗之中,黎玉始终保持着坚贞不渝的气节,对组织秘密严守沉默,未曾泄露半分。
经过一年的等待,1929年4月,黎玉终于获得了保释,重返家中。
出狱伊始,黎玉首要之务便是寻求与党组织的联络。然而,令黎玉深感悲痛与失望的是,山西省的党组织已然遭受严重破坏,致使黎玉与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亦随之断绝。
此后,在诸多无奈之中,黎玉选择了报考北平的学府。这位天资聪颖的黎玉,同年便成功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政学院,正式踏上了大学生涯。
踏入北平大学法政学院的门槛,黎玉的首要行动便是公开发表寻亲启事,以期找回那失散多年的“母亲”。然而,这个“母亲”并非她亲生之母,而是她所属的党组织。
此刻,黎玉心中已将党组织视作自己最亲爱的母亲。
历经波折,黎玉最终得以正式加入中共法政学院党支部,完成了党组织关系的转接。
黎玉重返党籍。
黎玉喜极泪流。
自那时起,黎玉得以接续推进那尚未完成的革命征程。
徂徕山起义
自1930年10月起至1931年初,黎玉曾先后出任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职工部的部长,以及中共河北省石家庄中心县委的县委书记,以及直中特委的书记等职务。
1933年,黎玉肩负党组织赋予的使命,毅然就任中共唐山市委书记一职,致力于修复遭受敌人严重破坏的唐山地下党组织。
在唐山党组织得以重建之后,黎玉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月,他再次组织并领导了一场震动国内外、声名远扬的开滦五矿同盟工人大罢工。
此次大规模罢工,汇聚了超过三万名工人参与,历经三个月又五天的漫长斗争,有效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充分展现了开滦工人团结一心、无所畏惧的英勇精神与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年轻的黎玉迅速崭露头角,不仅磨砺了坚忍不拔的斗志,更在激烈的斗争中锤炼了对抗敌人的勇猛与智谋。
黎玉在历次革命斗争中屡现英勇与智谋,展现出卓越的组织管理与领导才能,深受上级领导的青睐。基于此,1936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黎玉派往山东,委以重任,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一职。其使命关键,在于恢复与重建遭受敌人破坏的中共山东省委组织。
黎玉自此踏上了在山东持续十三载的革命斗争之路。
在抗日烽火燃起之前,山东面临的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斗争与深重的白色恐怖。黎玉巧妙地潜藏于济南,以拉黄包车作为掩护,日复一日地投身于山东地下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因而被誉为山东地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功臣。
黎玉记忆犹新,那是在5月1日的这一天,山东济南四里山之北,松柏茂盛的树荫下,她以坚定而响亮的声调对在场的党员同志们宣告,我们即将承担的重任,便是着手重建山东的地下党组织。
此刻,春暮之际的阳光,缓缓透过浓密的松柏枝叶,斑驳地洒在每个的脸庞与肩头,铺陈在青翠欲滴的春日土地上。众人目光凝聚于远方,内心洋溢着光明与温暖,坚信革命胜利的信念坚定如磐。
自那时起,在黎玉的精心组织与领导下,山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逐步得以恢复与重建。
目睹鲁西北、鲁东、鲁北以及胶东地区的各个特委与工委如同点点星光,纷纷得以恢复与重建,黎玉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由衷的欣慰笑容。
在黎玉同志的坚强领导下,随着抗日战争的全线爆发,山东省范围内的中共党员人数,从最初的500名激增至2000名,实现了显著的增长。
此刻,日军集结了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共计三万余人,沿着津浦铁路向南进发,直指山东济南,山东的局势变得万分危急。
1937年12月27日,山东的统治者韩复渠率领的十万雄师未发一枪,便选择了撤退,日军借此长驱直入,致使济南城失守。
在济南沦陷的翌日,黎玉紧急召集山东省委会议,果断决策于全省范围内发动武装起义。
1938年1月1日,在徂徕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誓师大会。山东省委在此宣布正式组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北方局委派的军事干部洪涛和赵杰分别担任正副司令职务,而黎玉则肩负起了政委的重任。
成立起义队伍后,短短一个月内,其规模已迅速扩张至五个中队。2月18日,在四槐树之战中,起义军英勇奋战,成功击毙日军40余名,并摧毁日军汽车两辆,军威因此大振。
起义队伍随后转战于鲁中各地。截至本年四月,队伍规模已扩增至4000余人,业已成为鲁中地区一股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听闻此消息,毛主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延安窑洞之前亲自接见了前来汇报工作的黎玉。黎玉借此机会,再次向毛主席恳请,希望派遣军事干部及主力部队前往山东,以支援当地的抗战事业。
毛主席即刻应允了黎玉的请求,随后笑容满面地说道,此后将指派一位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前来协助,同时增派一支主力部队,如此一来,他们便不敢再轻蔑地称呼你们为“土八路”了。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宣告成立,原四支队正式纳入序列,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
八路军山东纵队首度在山东举起八路军的旗帜,吹响了山东省委独立指挥山东抗日战争的号角,标志着山东党组织自主领导抗日战争的篇章正式拉开,其历史意义深远。黎玉的开拓之功,功勋卓著,实为世人所共睹。
“富农路线”
1939年3月,罗荣桓与陈光共同领军,率领八路军115师奋勇挺进山东,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共同谱写山东抗日战场的新篇章。
1939年6月,徐向前与朱瑞率领一群延安精英干部抵达山东,着手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随后,该纵队与黎玉所率领的山东纵队机关实现合并,此举旨在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在此过程中,黎玉被任命为山东纵队的政治委员。
在共赴战场的烽火岁月中,黎玉与罗荣桓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初步统计显示,自1938年上半年度至1940年上半年度,黎玉同志领导下的山东军民,共发起了超过2000场战斗。在这场激战中,共击毙、击伤或俘虏了松井山村中将以下级别日军近2万名,以及伪军2.5万余人,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1943年三月,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正式设立山东军区。罗荣桓同志被任命为司令员并兼任政治委员,黎玉同志则担任副政治委员及山东分局副书记,此举标志着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党政军领导层面实现了高度的一元化。
此外,由黎玉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秘密筹款与转运金行动,显著缓解了延安的财政压力。
黎玉在笔记中记载,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中,三分之一悉数上交延安。
在解放战争时期,黎玉毅然贯彻上级“北上扩张,南下坚守”的作战方针,为东北战场的胜利贡献了源源不断的军事物资与支持。
自1947年初至1948年夏日,山东全省倾力支援东北战场,共运送了高达四亿斤的粮食。在那年的严冬时节,前线战士们亟需御寒衣物。黎玉同志一声令下,山东全省男女老少齐心协力,于短短一夜之间,便为前线将士筹集了七十五万件棉衣。此举为保障战士们的持久战斗力,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这段岁月里,黎玉先生不仅全力投入对东北解放战争的支援,同时也在山东地区积极推进土地改革工作。遵循毛主席《五四指示》的明确指引,黎玉先生亲自主持制定了《九一指示》,并在山东地区展开土地改革,成效显著,赢得了广泛认可。
然而,1947年1月,负责华东局工作的饶漱石抵达山东,与康生结成同盟,矛头直指黎玉等山东地方领导干部。他坚决主张,黎玉在山东实施的土地改革乃“富农路线”,并对山东地方干部进行诽谤。
1947年六月末,饶漱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扩大会议,对黎玉进行了批判。自此,黎玉在山东长达十余年的辛勤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遭受了全盘的否定。
身处痛苦挣扎的黎玉,鉴于当时解放战争的整体局势,毅然选择了默默承受一切,并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
岁月流转,黎玉回首往事,在笔端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为防止党派分裂,确保战事胜利,我唯有将一切置于战争大局之下,坚守领导班子稳固的原则,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以捍卫党的最高利益。
1949年春,中共中央研究作出决定,黎玉同志将不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三月,按照组织部署,黎玉踏上南迁之路,就此告别了他在这片土地上辛勤战斗、耕耘了十三载的山东故土。
离别山东之际,黎玉内心感受错综复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担任了上海市委秘书长的职务,彼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则由饶漱石担任。
在上海履职秘书长之职三年有余,黎玉同志卸任此职,转而就任上海市劳动工资处之长。
自1953年起,黎玉调入中央财政委员会,历任农机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以及农业机械部顾问等职务。
尽管黎玉的职业生涯屡次经历变动,他却始终未曾流露出一丝的不满或牢骚。无论身处何种职位,黎玉始终坚定地表示,自己将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他在新中国机械工业从维修到制造的关键时期,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穿越了人生阴霾,晚年的黎玉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党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之中。
1983年,年逾八旬的黎玉重返徂徕山起义的发源地,探望昔日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并怀着崇敬之情缅怀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在座谈会上,他深情地回顾了徂徕山起义的点点滴滴。
那一刻,年届耄耋的黎玉,似乎又重返了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心中不禁涌起无尽的感慨。
结语
1986年3月,病榻之上的黎玉终于迎来了喜讯,组织为其恢复了名誉。那一年,黎玉已迈入80岁的高龄。
两个月转至5月30日,黎玉于北京走完人生旅程,他的生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临终之际,黎玉为子女们留下了两句箴言,一是切勿为官;二是切勿涉足商界,勿涉商海。

